山东公务员

 给定资料 

推进精准脱贫攻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不仅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持续投入，更需要激发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坚持内因与外因相结合，通过自身“造血”巩固“输血”的成果。

在扶贫工作一线，也有干部反映少数贫困户甘为“懒汉”，甚至以当“懒汉”为荣，进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也导致基层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

在A村调研的过程中，结合帮扶干部和该村群众的描述，我们听到两个“懒汉”的“事迹”。

甲：贫困户户主40岁，在享受了精准扶贫政策后，每月“等靠要”政策扶助。每逢集日，还喜欢买酒喝，以打扑克牌等方式聚众小额赌博。帮扶干部督促其勤奋工作，他反而说“我要是太勤奋了，我很快就脱贫了，那我明年就拿不到这个贫困户指标了，脱贫了就没人管我了，我宁可就这么穷着”。

乙：贫困户为独居老人，无子女，现年62岁，之前靠上山挖草药为生，种了些口粮田。但是在享受政策之后，不再挖草药，口粮田也撂了荒，还在村民面前炫耀“你们看看我多好，什么都不用干有人养”。

当我们从基层干部口中听到这些“事迹”时，确实感到很震撼，这部分人的行为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示范效应，甚至助推了一种“贫困光荣、懒惰有理”的文化。这些极富故事性又极有冲击力的个案颠覆了我们以往对穷苦农民淳朴善良的认知，结合新闻报道中的现象，很容易给我们造成一种扶贫政策“养懒汉”很普遍的印象。

大多数人在提起“养懒汉”现象时，都将其归因于贫困户的个人问题，“好吃懒做”“不可理喻”“刁民”这些标签被贴到这部分贫困户身上。我们不得不承认，贫困户的个人觉悟和素质，确实对滋生“养懒汉”现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懒汉”的出现不仅仅是贫困户自身的主观原因造成的。

少数帮扶干部把精准扶贫变成了精准救济，把带动贫困户脱贫异化为给贫困户送钱送物、落实保障政策。对于“两不愁三保障”这样的较易落实的“底线援助”积极完成，对于“产业扶贫”“就业脱贫”这样的需要花费一定时间精力的帮扶政策，或是有心无力，或是消极应付。没有做到“扶”与“帮”相结合、“造血”与“输血”并重，久而久之，给了贫困户一种“天上掉馅饼”的错觉。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我们思考。某村干部反映，某户贫困户自身惰性较强，在享受政策照顾后更不愿意从事生产劳动，还经常借口其他人得到了比他更优越的政策照顾，去村委会“要补助指标”，威胁村干部若不如其所愿“就在有督查组来的时候跟他们说，我什么都没得到，让上级检查的看看你们是怎么做工作的!”为了完成考核指标，避免在“省检”“市检”的时候他真的跑来捣乱，村干部一再妥协，这更刺激了他好逸恶劳、伸手要钱的习性。这起事件本身不得不说是一场闹剧，但其中折射出在频繁的督查、检查、暗访之下，尤其是在扶贫工作有着“一票否决”威慑下，贫困户和帮扶干部的心态同时发生的异化。

此外，“懒汉”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大的环境，那就是村庄公共性的瓦解，村民的生活越来越私人化。村庄公共性瓦解的直接后果就是村民的行为越来越注重个体取向，而非群体取向，越来越不顾他人的眼光。正因为如此，“懒汉”不必理会因自己的好吃懒做带来的不利的公共舆论，反正这些舆论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压力。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同样是X乡，人口规模差不多的A村和G村的情况大不一样，A村的“懒汉”有6个，G村的“养懒汉”现象却很少乃至没有。A村是个杂姓村，G村是个单姓村，村落中的宗族文化相对浓厚，村支书还是宗族内很有权威的人物。G村也有精准扶贫户，但是很少听到在享受精准扶贫政策后就不愿劳作，乃至“挥霍”补助款的。这是因为G村内部有一定的公共规范，也有一个众人信服的公共权威，精准扶贫户如果要蜕变成“懒汉”，不但要承受极大的舆论压力，还要背负道德上的骂名，“在家族内都抬不起头来”。

当然，我们不是提倡“宗族治村”，更不是提倡弘扬宗族文化，而是要说明，在公共性较强的村庄，具有一定组织动员能力的村庄，村庄的公共舆论对村民有一定的威慑力，村民对村庄共同体有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村民的自律性也更强，“养懒汉”现象出现的概率更低。

我们应该明白，扶贫工作中的“养懒汉”现象毕竟是少数，不能因为少数不良现象的存在就改弦更张，乃至部分极端观点提出“凡是‘懒汉’，一律不享受政策”，贫困户毕竟是弱势群体，各贫困户的致贫原因也复杂多样，即便个别贫困户在品行上离我们的理想预期尚有差距，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剥夺其最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任何政策的施行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于一项政策施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要找出新的办法予以解决。

谈谈“养懒汉”这一概念在给定资料中的含义。

要求：分析透彻，见解深刻，条理清楚，字数不超过350字。

“养懒汉”是指贫困户不愿脱贫，靠政府发放救济过活的现象。

“养懒汉”形成了很坏的示范效应，破坏了农民的形象，也影响了扶贫工作的正常开展和完成。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懒汉”个人的觉悟和素质有关，但还有三项原因：一是少数帮扶干部积极完成“底线援助”，消极应对需要花时间精力的帮扶政策，没有做到“造血”与“输血”并重，助长“等靠要”思想;二是存在频繁的督查、检查和各类考核指标，且“一票否决”制度威慑性强，导致“懒汉”要挟帮扶干部;三是村庄公共性的瓦解使村民的行为越来越注重个体取向，不在乎对自己不利的公共舆论。

对此，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不良现象的存在就改弦更张，更不能因此剥夺其最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而应针对新问题寻找新的解决办法。